父亲汪根时一九三零年出生于古秀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。自古秀州出才子，父亲也许算不上一个才子，但不枉秀州一书生。

一九四九年父亲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。因不满意这一结果，退学后第二年重考，终于如愿以偿的来到了学院。从此一介秀州书生，带着青春的梦想和抱负，开始了他在南开的一生，直到驾鹤西去。

父亲五三年从南开化学系毕业后便留校教书，并在这里结识了母亲。五七年被选拔去了莫斯科大学留学，六二年踌躇满志的学成回国。于是六三年我幸运的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上面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从父母那里道听途说来的，下面才是留在我记忆中的父亲的点点滴滴。

一路追寻到我的童年，父亲留给我最早的记忆定格在实验室里。那是在“轰轰烈烈”的文革时期，学院无机平房的实验室里却是非常的安静，只有父亲他们一个项目组的两三个人在忙碌的做着实验。那时幼儿园关了，我坐在父亲的实验室里，看着他们手中的液体魔术般的变幻，接受着最早的无声的启蒙。父亲在工作时非常专注，思考时会完全忘记身边的世界，甚至忘记了吃饭; 时间也仿佛静止了，尽管时钟仍然不紧不慢的滴答滴答。

父亲是典型的江南书生，一生谨小慎微，委屈求全。但他始终有自己独立的思考，独立的见解，独立的人格; 绝不盲从，更不违心的去追随风潮。他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勇气去大声疾呼，去抗争当时的政治思潮; 但他有一颗善良的、普通人的心。他会默默的，但是勇敢的去做善良的事。文革中有一次，邻居被‘’武工‘’队十几个人追打，他毫不犹豫的让邻居躲到了我们家里，使邻居躲过一劫。记得还有一次在文革后期，父亲同一个教研室的一位同事犯了些错误，在文革那种环境下不少同事或他原先的朋友都争着跟他划清界线，而父亲一直一视同仁，依旧给予他很多帮助。在父亲的葬礼上，这位同事虽未说一句话，却始终泪流不止。

父亲写得一手好字，字如其人，瘦骨清铄却刚正不阿。母亲家里有事时多是请他执笔；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小姨保留的照片里还看到了他在姥姥和姥爷合葬时题写的挽联。可惜他却没有留下一幅真迹，留下的只有不灭的记忆。更遗憾的是我却没能遗传父亲的书法，写的字别说无法能入父亲的法眼，连我自己都看不顺眼。哥哥的字跟父亲比较像，也算对父亲有所慰籍吧。

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除了读书、思考和工作，好像很少有啥爱好。但据母亲说，父亲年轻时也很喜欢玩，还喜欢摄影。几百张年轻时的照片也许是最好的印证: 在夕阳下，骑在马上的他潇洒、帅气，充满了乐观和希望，让人脑子里自然的回荡起‘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‘’美好的旋律。也许因此每每听到这首经久不衰的老歌，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感到亲切和温馨。

父亲更喜欢的是书。从莫斯科回来，带的最多的是书; 据母亲讲有N多箱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家里也到处是丝面硬壳的精装书; 可惜全是弯弯曲曲的字，直到上学后知道那是俄文，依然它们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们。可惜它们的命运不太好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知识的更新，这些书中很大一部分在严寒的冬季被用来点火取暖了，燃烧了自己，温暖了大家。

在我出国留学之前的记忆里，父亲比较寡言，不太善于口头表达。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了父亲，而哥哥继承了母亲。父亲的文章写得很好，条理清楚，论证严谨。我也有幸继承了一部分，才能在求学路上有所斩获; 虽然未能成就为教授学者，总算在温饱之余，还能有一个跟父亲类似的爱好---思考和创造。

父亲属于内热型，在家里话虽不多，但对我们乃至亲戚的事情很多是悄悄记挂在心，尽心的去做他能做到的事情。记得我去法国读书的第一年冬天，在我最寂寞(语言不通)、最迷茫(实验不顺)的时刻，在一个法国南部百年不遇的大雪后的晚上，当我在雪地里推着自行车步行近十里地疲惫的回到住处时，急不可待的打开父母托人带来的包裹。在一盘磁带里，第一次听到父亲唱歌: ‘’小伢么小儿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……‘’。这是永存在我记忆中的最美的歌声。

父亲被姑姑和大伯称作"劳碌命"，对工作、对学生、对学问可谓实至名归，始终是一丝不苟，不辞辛劳。对学生视如己出，关怀备至; 做事情亲力亲为，任劳任怨。记得在七十年代初期，大学刚刚恢复教学，许多有经验的老师和教授还在“五七”干校或离开教学岗位，教学人员严重不足；父亲常常夜里伏案写讲义，甚至许多时候亲自刻蜡版。记得父亲经常在跑步或打太极拳时，还在思考科研问题，结果太极拳打了几年都从没能有一次从头到尾，有始有终的打一遍。

由于那个时代的动荡，父亲那一辈人荒废了十多年精力最旺盛的宝贵时光，终于在知天命之际迎来了中国的科学的春天。那一年兄长考进了大学，我在为考大学奋斗，全家都在知识的海洋中拼搏、畅游，乐此不疲。父亲从零开始亲自设计打造实验室，一头扎进储氢材料的研究开发之中，与周作祥老师、宋德瑛老师一道，依托自己的技术和力量，开发出中国第一代氢电极和储氢电池，成为当时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佼佼者。一九八六年，父亲他们的储氢电池项目入选中国第一批863国家重点课题；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经验，最终未能如愿走进市场。但在这个课题组基础上，最终发展形成了成南开新能源材料研究所，并产生了南开至今最年轻的院士。

由于父母的原因，我从出生就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；从南开幼儿园、天南大附小、天南大附中、南开附中，一直读到学院化学系毕业。前二十年未曾离开南开校园的我，在一九八六年怀着一颗激动和忐忑的心，揣着跟父亲当年相似的梦想，告别父母、亲友和朋友，来到浪漫而陌生的法兰西，继续在化学的海洋中遨游。有幸从师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，罗伯特.高秀（Robert Corriu）博士；在位于美丽的地中海岸的蒙彼利埃大学完成了学业，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，又有幸来到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，加入一九九四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欧拉（OLAH）教授的研究室，继续在逐梦的路上砥砺前行。又经过了在惠普/安捷伦（HP/Agilent）8年的锻铸，像父亲当年一样，踌躇满志的回到了海河之滨。所不同的是我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，走进了工业界，走进了商场，去筑另外一个化学的梦。父亲走了，带着遗憾，也带着成功；我还在走着，有烦恼，更多是逐梦的快乐。直到今天，我才能真正体会到父亲那种在事业的追求中的乐趣，那种畅游在知识和思考中的乐趣。尽管父亲一生在事业上有不少的遗憾，他最大的幸福是他选择并做了一辈子他喜欢的事情，并有所收获。

当年从南湖走出的少年，经苏州来到海河之滨；继续北上莫斯科，再南下，毕其后半生于南开；从南开走出的少年，一路向西；跨大陆，涉重洋，回白河之津，仍在书写着南开书生的续集。一代接着一代，多少平凡的南开人，多少个365，从少年到白头。

文章作者：汪群杰

作者简介：汪群杰，学院化学系85届毕业生。